疑难字考释专家杨宝忠：让冷门绝学代有传承

杨宝忠（中）与研究团队的中青年教师交流。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苏凯洋摄

　　汉字，承载着数千年中华文化，是世界文字发展史上唯一从产生到现在未曾发生过质变而一脉相承至今的表意文字。

　　由于字形演变、书写变异与编纂失误等原因，历代以来积累了大量疑难字，它们不仅成为人们阅读古书、传承文化的“拦路虎”，还影响着汉字的数字化、信息化，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传播与创新发展造成阻碍。

　　在河北大学文学院，有这样一个研究团队：他们沉浸在汗牛充栋的书本典籍之中，专门研究那些“身份不明”的疑难字。“坐冷板凳、下苦功夫、啃硬骨头、谋大功用。”今年69岁的团队带头人杨宝忠殚精竭虑，一直用这样的学风要求自己、激励团队成员。

　　择一事，终一生，不为繁华易匠心。杨宝忠的情怀让周围不少人心慕手追。

甘坐“冷板凳”：读尽资料室先秦两汉古书

　　从学生、教师，到文学院教授、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博士生导师，自1978年3月考入河北大学中文系以来，杨宝忠与这所学校的缘分延续至今。

　　初入大学时，各种校园活动丰富多元，但最吸引杨宝忠的，是中文系资料室里大量的图书。

　　“以前从没见过这么多书，我非常兴奋，利用课余时间把资料室所有关于现代汉语语法学的藏书都翻了一遍。”杨宝忠说，之后，他转读古代文献，兴趣也随之转向古代汉语研究，并尝试考释古书中的一些疑难字词。

　　1982年本科毕业后，杨宝忠留校任教。之后的6年里，他一个人住在教研室，除了工作之外，到资料室借书、看书填充了他大部分生活。

　　“为了读书，很多时候整晚不睡觉，每天只吃两顿饭，这样早饭时间可以用来补觉。”6年时间，杨宝忠读完了资料室所有先秦两汉古书，为之后的文字学研究打下了深厚功底。

　　这段苦读也让他成为同事口中的“活字典”，对很多字的源流衍变如数家珍。

　　“1990年《汉语大字典》第一版（8卷本）刚出齐的时候，我自费200元买了一套，当时一个月工资才几十块钱。”由于教学科研需要，杨宝忠经常翻看这本字典，圈出了不少注音释义不全或可能有误的汉字。

　　发现问题越多，解决问题的热情也越高昂，疑难字考释逐渐成为杨宝忠的主要研究内容。

　　“千百年来，这些疑难字经无数饱学宿儒之目而不识，是真正难啃的‘硬骨头’。”河北大学文学院院长陈双新说，考释出来的疑难字，日常生活中用得很少，很难引起广泛影响，所以这项工作是名副其实地坐“冷板凳”。

　　为了考释一个汉字，研究者常常要读好多本书，还要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书写习惯，才有可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有一次，在看到辽代碑刻中“长木下而翠色移，贞璴出而云光破”这句话时，杨宝忠对其中的“璴”字产生了好奇。查阅《汉语大字典》，发现“璴”字既没有注音，也没有释义。

　　杨宝忠花了近一个月时间看完《全辽文》，最终考释出“璴”就是“础”字变来的，意思是石头，而“贞璴”就是坚硬的石头，这句话是对创建静安寺过程中采木料、采石料的叙述。

　　这些让大众皱眉头、甚至历代大型字书都没有解读清楚的疑难字，正是杨宝忠及其团队多年来的主要研究内容。他们每天畅游在书山字海，就是为了破解一个个汉字之谜。

　　“读音、释义、部首、字际关系等，这些都是一个字的‘身份信息’，我们的工作就是为这些疑难字填写一张完整的‘身份证’。”杨宝忠的第一个博士生杨清臣说，随着考释工作推进，简单的字所剩无几，考释难度越来越大，更需要坐“冷板凳”精神。

　　俗语说“板凳要坐十年冷”。从工作后算起，这“冷板凳”，杨宝忠已经坐了40多年。

　　“在我的印象中，杨老师每年只有春节的时候拿出一天时间与家人团聚，其余时间都在搞研究，一年工作日超过360天。”杨清臣告诉记者，杨宝忠年轻时当过建筑工人，身体很好，现在每天工作时长比一些年轻人还要多。

　　有人说，杨宝忠不食人间烟火。家里买新房，很久之后他才知道房子在哪里；买车，妻子和孩子去挑，他抱着书本一动不动。

　　在40多个年头里，杨宝忠及其团队共考释出了近万个疑难字，个中艰辛可想而知。

　　“有些字如果我们不去考释，它可能就一直放在字典里了。趁着我精力尚足，多考释一个是一个。”杨宝忠说，冷门学科也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虽然看上去离现实距离比较远，但需要时也得拿得出来。

　　《疑难字考释与研究》《疑难字续考》《疑难字三考》……杨宝忠团队的疑难字考释成果越来越丰富，《疑难字三考》获评教育部第九届高校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杨宝忠本人也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这些成果为古代文献释读与研究、大型字典编纂与修订清除了一大批“绊脚石”“拦路虎”，部分研究成果被《汉语大字典》《汉字海》吸收。团队参与的“中华字库工程”项目研发成果为解决我国数字化、信息化发展的“卡脖子”问题做出了重要贡献。

笃当“小学生”：疑难字考释永无止境

　　这样一位饱读古书的学者，却自称“小学生”。

　　“小学阶段主要任务就是读书识字嘛，我一辈子都在做读书识字的工作，直到现在也没毕业呢。”在杨宝忠看来，学海无涯，疑难字考释工作也没有止境。

　　2007年，杨宝忠获得了10万元奖金，在当时足够买一辆不错的汽车。可杨宝忠自己又拿出10万元，买了一套心仪已久的《四库全书》。

　　“当时科研条件有限，图书馆还没有《四库全书》，我做研究必须要用第一手材料，所以就咬咬牙买了。”杨宝忠说。

　　此后，很多师生都知道了他，“听说文学院有个怪老头，花了二十来万买了一套书。”

　　从业四十余年，杨宝忠对这项工作的热情不减。“疑难字考释这项工作太吸引人了。你想想，大型字典中的疑难字几百年、上千年没有被人们认出来，每个疑难字都像是一桩悬案，每考释出一个字就像破了一个多年不能破的悬案。”杨宝忠说。

　　杨宝忠带领团队参与了“中华字库工程”。这是一项国家重大文化建设工程，凭借多年的学术积累，河北大学独立承担这个超大工程的子工程“明清图书用字的整理与考释”工作。

　　想起当时为了项目披星戴月的日子，杨宝忠十分欣慰，“这项工作对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那时，杨宝忠团队里的50多名专家和学生长年“泡”在河北大学一间300平方米的工作室，大家埋首于桌上摞得高高的书本中，不问市井之乐。偌大的空间，只有翻书的哗哗声和鼠标的哒哒声。

　　无论工作日还是假期，杨宝忠几乎每天都是头一个来开门。他说：“中华字库工程完成以后将解决电脑里字量不足的问题，从根本上解决影响我国数字化、信息化发展进程中的瓶颈问题。”

　　据杨宝忠介绍，目前电脑能打出来的字是2万多个，用上专业的超大字符集软件也只能打出来7万多个。而在中华字库研发出来之后，计算机中的字量将达到50万个。

　　“20世纪90年代时，很多汉字电脑里都是没有的，为了出一本论文集，我们在自己的电脑上造字后，还不得不把电脑主机搬到印刷厂，因为造的字在其他电脑无法正常呈现。”河北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王强军说，这让他意识到，汉字数字化非常有必要。

　　对疑难字的来源、字形、字音、字义、用法进行考释，为大型字典纠错补漏，既可以筑牢汉字使用研究的基础、守护汉字的准确性和规范性，又有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数字时代得以永久保存和广泛传播。

　　“这项工作的成果既服务于科学研究，也服务于现代应用。”陈双新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信息化、数字化时代大潮之下，不论是常用字还是生僻字，只有被纳入计算机字库当中，才算找到了“家”。

　　然而，这条寻“家”之路并不容易。

　　在大型字书里，有些字音义不全，或标为“音未详”“义未详”“音义未详”；有些字虽然音义俱全，很可能也存在注音、释义、字际关系等诸多错误。因此，疑难字的考释，是“中华字库工程”中难度很大的领域。

　　在“中华字库工程”的计算机操作平台上，每一个从上一环节递交过来的文字，都设有一个专属号码，就像一个人的身份证号。工作室成员要做的，就是让它们能信息完整地“居住”在字库这个虚构的网格式大厦里。

　　在长期的疑难字考释实践中，杨宝忠在前人“形音义三者互相求”的方法基础上，提出了“形、用、义、音、序五者互相求”“五者之中，形最重要”的考释方法，使疑难字考释成为一门有规律可循的科学。

　　有人称杨宝忠是“识字最多的人”，他却说，“识字永无止境，我这个小学生是永远不会毕业的。”

志成“大先生”：让冷门绝学代有传承

　　“教学是第一要务，一定要把课上好。”这是杨宝忠常说的一句话。

　　从教多年，他认真为本科生讲好每一节课，致力于本科教学改革探索，提出了古代汉语教学应坚持做到“四沟通”理论，即文选与原著相沟通，古汉语教学与学术动态相沟通，古今汉语相沟通，教学与科研相沟通。

　　“杨老师团队每年招五六个博士，10多个硕士，同期在组的有50多个学生。”陈双新说，如今，杨宝忠培养的多名研究生已成长为青年骨干人才，在学界崭露头角。在他的指导帮助下，其专业团队的一批青年教师已成长为学院的教学科研骨干力量。

　　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梁春胜便是其中之一。

　　“当时我在复旦大学读博士，毕业论文评审时，杨老师是外审专家之一，他在正式的评语里多溢美之词，而将论文中的问题另外记下来发给了我。”至今回想起来，梁春胜仍然记忆犹新，“答辩结束后没多久，我收到了一封杨老师的邮件，问我想不想到河北大学工作。”

　　当时，梁春胜正在为找不到满意的工作发愁，他也很愿意到河北大学从事疑难字研究，便一口答应了下来。

　　让他没想到的是，杨宝忠又亲自到上海，当面邀请他到河北大学工作，“你所做的六朝隋唐石刻文字研究很重要，对河北大学文学院的汉字研究团队是一个很好的补充。”

　　“这本来是一个公事，但他愿意花时间来见一个刚刚毕业的博士，这说明他十分重视对年轻人的培养、研究团队的梯队建设乃至学科建设。”梁春胜说。

　　工作后，梁春胜在讲台上讲课，杨宝忠就坐在下面听，“那一个学期的课，杨老师基本都去听了。”杨宝忠还把自己修订多次的教案、讲义无偿提供给青年教师，避免他们重复劳动，帮助提高他们的授课能力和科研能力。

　　作为学科带头人，杨宝忠和学科教师共同努力，先后建成汉语言文字学二级学科博士点、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点等。2018年创建全国性学术组织近代汉字研究会，这标志着河北大学已经成为全国近代汉字研究的学术高地。

　　对年轻教师的生活，杨宝忠也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心。他常说，生活无忧才能潜心研究。

　　年轻教师毕业后都面临买房的问题。杨宝忠工作时间长，攒了一些钱，经常慷慨地把钱借给年轻教师，为他们解燃眉之急。

　　“十多年前，年轻人买房都找他借钱，有的借3万，有的借5万。”河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孙书杰2003年留校工作后，一直与杨宝忠在一个教研室，他回忆说：“我找他借钱时特意写了个借条，杨老师坚决不要，说‘不用了，没必要。’”

　　年轻教师成长迅速，团队里人才越来越多，杨宝忠有了新的心愿：编写一部代表新时代学术水平的大型字书。

　　杨宝忠介绍，现有字典里存在不少音义不全、音义错误的字。这会影响古书阅读，误导读者，进而影响文字学、词汇学的研究，以及汉字的数字化信息化发展。

　　要完成大型字书编写这项工作，最紧缺的是人才，需要动员全国的学术力量。

　　“疑难字考释属于‘冷门绝学’，学术门槛高、关注度低、成果产出难。”杨宝忠说，“这就决定了这个领域的研究群体小，人才的重要性非常突出。”

　　杨宝忠介绍，我国有一些学者长期从事汉字考释与研究工作，这些人分布在全国各地的高校或研究所，具备编撰大型字书的水平。但是，各团队的主要带头人年龄均已超过60岁甚至70岁，50岁以下的中青年非常少。

　　“应该趁他们精力尚足，尽快推动相关工作开展，不然这些专家一辈子的学术积累就可能没有用武之地，而那些在字书中贮存了千百年的疑难字，能认识的人就越来越少了。”杨宝忠说。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范世辉 苏凯洋）